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
生育的疲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文明病[注1]原因，一个是体制原因。对于汉民族而言，因计划生育及生活成本而导致的晚婚晚育和生育疲软是体制造成的。体制原因对生育率的负面作用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本文主要探讨文明病对生育率的负面作用。
本文认为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为什么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呢？因为女性所受的教育分为两种，
- 一种是主观社会性价值[注2]排挤自然性价值的病态教育
- 另一种是客观社会性价值[注2]肯定自然性价值的正常教育
前者导致低生育率，后者导致高生育率。因此我说，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关键看你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目前，在强势的西方文明影响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更容易受到西方女权主义和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文明病的影响，致使自然性价值（以丛林法则为基础的生育竞争观念）不断遭到主观社会性价值（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女权主义）的排挤，导致高学历女性正常的生育观念反智化、病态化，生育意愿降低。这样一来，在缺乏生育倡导和强制机制的情况下，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率自然就越低。反观中国古代贵族和一些大户人家的女性，她们的受教育程度并不低，同时生育率也很高，就是因为中国传统教育培养的是一种体现了自然性价值的生育观念，也就是建立在丛林法则基础上的生育竞争观念。
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生育率越低，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甚至在皇汉中也有人相信。这些同袍并从后进地区女性的低学历和与之相伴的高生育率，及先进地区女性的高学历和与之相伴的低生育率的表面现象中，在潜意识中提炼出“低受教育程度=高生育率=野蛮”，和“高受教育程度=低生育率=文明”这对教条。那么我们好歹也动脑筋想一想，“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生育率越低”究竟是不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实际上，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之所以现代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总会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那是社会性教育挤占了自然性教育的席位所导致的。
什么是自然性教育，什么是社会性教育呢？所谓自然性教育，顾名思义就是以自然法则为起点的教育，而社会性教育就是以社会伦理为起点的教育。那么什么又是自然法则，什么又是社会伦理呢？匈奴人将年老者弃之荒野，而汉人使老有所终，前者执行的就是自然法则，而后者践行的即是社会伦理。以自然法则而言，年老者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该贡献的都已经全部贡献了，对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反而是个拖累；但以社会伦理而言，遗弃年老者是令人发指的。自然法则的宗旨是谋求社会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而社会伦理的宗旨是谋求社会和个人幸福指数的最高化。动物世界通行自然法则而不具社会伦理，人类社会则兼而有之。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越低，社会伦理的应用领域就越逼仄；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自然法则的应用领域就越逼仄。而当自然法则逼仄到不能保障文明的时候，就发展为文明病，最典型的就是明末士人自矜于文明的品格洁癖，和当今西方的政治正确、白左思维、极端动物保护主义和女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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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则是先于社会伦理而永恒存在的，而大自然的法则永远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注3]，这必然决定丛林竞争意识和生育竞争意识的养成教育是自然性教育的最基本内容。丛林法则是古往今来的永恒法则，而生育活动是生物和人类种群得以延续的最基本自然活动。生育竞争是丛林竞争的前提，因为你连人都没有，还拿什么去竞争？因此，我们皇汉面对“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成反比”的说辞时，要做的不是人云亦云地接过话茬去提炼什么“低受教育程度=高生育率=野蛮”，和“高受教育程度=低生育率=文明”的教条，而是要在保证社会性教育的前提下找回缺席的自然性教育，也即在保证汉民族女性的受教育权利和高幸福指数的前提下，保证汉民族的高生育率[注5]。因为任何文明，如果没有超过代谢数量的人口保证，要么因后浪不继而被自然淘汰，要么因人数太少而被异族淘汰，这就是生育竞争的最基本原理。也因此多生并不代表野蛮，而少生非但不代表文明，反而是文明的自暴自弃。在这方面，中国教育部于耶历2015年颁布了修改后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自当年9月1日起允许大学生在校期间婚育，虽然仅仅停留在一纸文件上，但毕竟有一种尝试调和育龄青年的教育与婚育矛盾的姿态，是值得肯定的。
【三个孩子的妈妈——张柏芝被曝生四胎】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文明没有一个是不提倡生育的，如果没有高生育率的保证，没有人口的成倍增长，任何文明都不可能延续到现在。所以，人口正是一个文明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如果一个文明不能捍卫这个根基，那么这个文明就会像肥皂泡一样，虽然绚烂，但很快就会破灭。而一个不能捍卫文明的文明，真的有资格称之为文明吗？它只是披着文明外衣的“野蛮”而已。
人们对于野蛮，往往只去注意它视觉上的血腥、蛮横和无礼，却没有意识到野蛮之所以被称之为野蛮，除了其粗野的既视感之外，其本质是对天理天道（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蔑视和对文明的毁灭。人们更没有意识到，有一种野蛮没有粗野的既视感，而是以“文明”的方式忤逆天道、毁灭文明！这正是前文提到的文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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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明病就是对丛林法则的无视，对个人和小集团权利的不断强调，和对群体义务不断忽略的病态伦理对自然法则的侵吞所导致的观念效果（理想/社会价值）与实际效果（现实/自然价值）的错位，病的程度与病态伦理对自然法则的侵吞程度成正比。什么意思呢？比如一个女性不结婚不生育会少了很多负担，就一定会幸福快乐，这是一种病态伦理，是一种存在于观念中的效果。这种病态伦理一旦成为社会的主流伦理，其观念效果得到社会的主流认同，在缺乏生育倡导和强制机制的情况下就会引发全社会的人口崩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生产能力的疲软，整个社会的发展也就停顿下来，更严重的则是因人口不继而导致的异族人口入侵。入侵必然伴随着混乱和暴力，这时候作为社会个体的女性，其幸福指数还能上的去吗？这就是一种观念效果与实际效果无法契合的文明病。
在目前黑绿人口泛滥的局面下，那些自诩为文明的种族在文明病的挟持下，以什么经济负担啊，什么孩子的教育问题啊，什么个人享受啊等等为理由拒绝生育。但是黑和绿呢？人家不会考虑这些，反正先生下来再说。以黑绿为代表的后进种族秉持注重数量的粗放式养育理念，而自矜为文明的先进种族则秉持轻视数量的精细化养育理念，在这种局面之下，先进种族的人口数量必然会越来越少，而后进种族的人口数量必然越来越多，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先进被后进所吞噬。这就如同你有一个儿子，毕业于斯坦福；你的邻居有五个儿子，都是泥瓦匠。邻居的一个儿子打死了你的儿子，人家损失了一个还有四个，虽然个个都是泥瓦匠，但你却连根都没了！
难道这就是文明的必然归宿吗？
注释
[注1]请参阅《李退山：论文明病》
[注2]与丛林法则相对应的是社会伦理，它是一种以自然为蓝本、以人性为追求的，调控社会阶层关系和个体人际关系的人间法则，是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社会是不断发展的，社会伦理也是变动不居的，其演变趋势是对个人和小集团权利的不断强调、和对群体义务的不断忽略。但是，社会伦理终究是人法天的结果。人伦（社会伦理）是一个变量，而天道（自然法则）是一个定量，社会伦理对于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界定必须以这个客观定量为准绳，它的演变也不能突破这个准绳，这称之为客观伦理，反之就是主观伦理。比如女纲[《李退山：论文明病》注4]和女权，前者是客观伦理，后者是主观伦理。女纲正视两性的客观生理和心理差异、尊重基于这一自然差异的两性分工，而女权则无视这一差异，否认基于这一客观差异的两性分工，因而是一种基于主观的病态伦理。
[注3]自然法则的应用类型因施用对象的不同而不同。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戎狄豺狼，不可厌也[《李退山：论文明病》注2]！在同一群体之内，自然法则主要体现为阶层与阶层和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相互妥协、协作和互助；在不同群体之间，自然法则几乎等同于丛林法则（这其实就是华夷之辨“明辨夷夏，区别对待”的基本主张。内残外忍也是一种“区别对待”，不过是对自然法则的忤逆和违背罢了！）。不过也有例外，比如匈奴遗弃年老者就是同一群体内部在低生产力下为追求有限资源的高利用率而采取的丛林法则。这种在同一群体内部实施丛林法则的情况除了普遍存在于蛮族社会之外，也偶尔出现在文明社会的极端遭遇之下，比如美国近代历史上的“当纳聚会[《李退山：论文明病》注3]”和中国历史上因战争和饥荒而导致的“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情况。
丛林法则是生物世界乃至人类社会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规律和法则，因为自然和社会资源有限，只有强者才能获取更多。也许你会说，这太残酷！这仅是你基于人性的评鉴而已！天地不仁（天地无所偏私，没有对谁“仁”或者“不仁”，一切顺其自然。），以万物为刍狗（刍狗即草扎的狗，祭祀时的用具，用完即扔。）！三千年前的圣贤（老子）已经睿智地觉察到——天地无所谓仁爱，把万物当做刍狗一样看待，任其自生自灭！天地不会同情弱者！失败，成为强者砧板上的肉，是天地对弱者的公正判决和严厉惩罚！因此丛林法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以人的情感为评价的天理天道。
在人类社会中，大到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竞争、小到企业和个人之间的竞争都要遵循丛林法则，至于竞争结果，那就要看各自的实力、智慧、手段，和改造或适应世界的能力了。（节选自《李退山：论文明病》）
[注4]我在此提出一个思路，那就是建立健全孕育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生养分离”：知识女性只管生，养就留给社会化服务机构。大力发展并扶持社会化养育及监管事业，毕竟生孩子的事无人可以代替，而养孩子则可以通过社会化服务来解决。
赵家峪：关于生育率的疲软，体制配套问题和早婚早育宣传至少得同步开动，否则注定是瘸了一条腿！
李退山：怎么老是非此即彼呢？我没排斥体制原因吧？本文按语里已经先行说明了：生育的疲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文明病原因，一个是体制原因。对于汉民族而言，因计划生育及生活成本而导致的晚婚晚育和生育疲软是体制造成的。体制原因对生育率的负面作用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本文主要探讨文明病对生育率的负面作用。
赵家峪：退山兄觉得生育率上不去，主要是由工薪族结婚生育物质压力太大导致的呢？还是被错误的婚姻生育观念洗脑导致的？
李退山：我不否认生育物质压力原因，但本文探讨的重点不在这里，而在文明病方面。
赵家峪：你承认就好，我也不过是想说生育观念往往也是现实生活倒逼出来的，体制原因不解决，观念也无法根本性解决！
李退山：你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维，认为体制原因导致的生养困难问题解决不了，思想上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这未免太绝对了！最起码思想问题解决了，一个家庭不求像我们的祖辈那样生十个、八个，但三四个还是可以保证的。现在问题是很多家庭在享乐主义和女权思想的蛊惑下连二胎都不愿生，文明病对生育率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赵家峪：生活成本也算体制问题？！
李退山：兄弟啊，生活成本高那是体制造成的啊！看病贵，住房贵，哪个不是体制造成的？是体制原因导致生育率上不来的，就想办法改变体制。鞋子小，就换大鞋子。总不能鞋子小任它小去，让脚难受去吧？
门窗一体色定制：主要还是意识形态原因。只要是西化的国家，人口基本上都不增长。日本的福利够好了吧？但人口还是锐减。
李退山：是啊，如果思想意识问题解决了，用于享受的物质条件就会让位给生育的。比如我们的爷爷辈生活是很苦的，但普遍有五六个孩子，多的甚至有十一二个。
赵家峪：我们的爷爷辈有几个有机会上大学的？当时就业有几个岗位要求大学毕业？
李退山：受教育程度高必须是一定要上大学吗？
赵家峪：退山兄的意思是社会舆论鼓励早婚早育，女性上学越多越会认为早婚早育是对的！是吧？
李退山：我是说要祛除文明病。你不祛除文明病，给民众宣传什么早婚早育，根本没人听你的，那是治标不治本。不破除女权和享乐主义，你胆敢给女人宣传早婚早育，岂不是找着挨骂？
湘州农夫：如果生四个男孩子，至少准备四套房子，抚养到大学，现在不是七八十年代，上个小学完事。
李退山：管他的，先生下来再说！生下来就有办法，这就是粗暴的自然逻辑。
赵家峪：没婚房，结婚对象都没有，谁给你生呀？！
李退山：没婚房就找不到对象了？有一个现象足以说明这个说法的荒谬：一些媚外女找老外的时候可都是倒贴的！婚房不婚房根本不是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她们的大脑中了邪！所以意识问题相当重要。汉族男人找不到对象主要还是因为女权把女人给宠坏了，如果祛除了文明病，普及体现自然价值的婚育观念，女人到结婚年龄自己就急了，汉族男人还怕找不到对象？
汉天子使：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氛围都不利于养育的环境下，单单靠道德说教难以提高生育率的。
李退山：不是单独道德说教，而是祛除文明病之后，全社会应重建生育文化和强制性生育舆论。
湘州农夫：从出生，到大学，再到房子、车子，一个娃多少钱？
李退山：汉人总喜欢这样算计，人家黑和绿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生下来再说。人口就是实力，最后整个世界都是人家的！所以汉人总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