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忧患——死缠中国的通古斯系游牧、游猎民族

第一部分：通古斯系游牧、渔猎部族概述

通古斯人，指广泛散布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起源于今南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畔的一些种族和文化具有亲缘关系的民族的泛称。他们居无定所，近代以前的数千年里一直处于群聚互助社会阶段，普遍信仰原始萨满教（俗称跳大神）。通古斯系渔猎部族和蒙古系游牧部族的栖居地紧紧相邻，两者在生产、生活方式上略有差异。因天然的地缘关系，两系民族彼此在文化和种族上相互交融，至明朝以后基本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

【通古斯人分布区】

通古斯渔猎区属西伯利亚亚寒带针叶林区和苔原地带，他们居无定所，以畜养驯鹿、养猪、狩猎、捕鱼为生；而蒙古系民族主要生活在气候条件相对较好的南部温带草原，以畜牧业为主。相对来说，蒙古高原草场丰茂，生存环境较北方西伯利亚极寒地带稍微优越，因而蒙古社会发展程度也相对较高。截至明朝末年，蒙古各部已普遍处于游牧部族专制阶段，接近中国的一些部族甚至开始进入定居的皇权专制社会。

【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博物馆的档案19世纪叶尼塞河流域老照片·西伯利亚北部苔原地带的通古斯系渔猎部族原始的地窨子建筑和驯鹿业】

【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博物馆的档案19世纪叶尼塞河流域老照片·西伯利亚南部草原地带的通古斯系蒙古人较为高级的毡房建筑和畜牧业】

由于西伯利亚的苦寒，中国人除汉代和唐代迫于匈奴和突厥南侵的压力，曾主动深入漠北打击其侵略势力外，很少大规模北上进入该地区。中国人也曾管理过西伯利亚这些贫瘠落后的地区，但对该地区的管辖一般采用“以夷制夷”的羁縻统治方式，并没有直接干预当地人的生活。因此，该地区一些零星的中国文明的影响大多是经由蒙古高原间接传到这里的。

【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博物馆的档案19世纪叶尼塞河流域老照片·遗留在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的约耶元7世纪的中国石刻遗迹】

通古斯人是西伯利亚地区无数不同民族部落的统称，并非一个统一的民族。通古斯人起源于南西伯利亚贝加尔湖流域，其社会长期处于父系氏族群聚阶段。所以，通古斯人分布区——广袤的西伯利亚极寒地区并没有出现过类似于国家的游牧政权。

【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博物馆的档案19世纪叶尼塞河流域老照片·19世纪末20世纪初断发改装的通古斯人】

“通古斯”这个词出现于近代，其含义有“蓄猪之民”和“东方的人”之说，现在国内外将其作为对亚洲北部具有亲缘关系的一些民族的统称，这些种族包括主要以渔猎为主，生活在今中国境内的满族、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及今俄罗斯境内的奥罗奇人、那乃人（都是赫哲人，即原女真人的一支）、乌底盖人、乌尔奇人、雅库特人（都是原女真人）。

由于通古斯—蒙古系部族游牧、渔猎的西伯利亚极寒地区远离南方的中国、印度、地中海等文明中心，文明成果难以抵达，加上本地恶劣的自然环境难于催生出一种发达的本土文明，因此，从中国周王朝至明末的2700余年时间里，西伯利亚通古斯人社会几乎一直处于原始群聚阶段，社会发展极为缓慢。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生活生产方式所决定，通古斯人形成了与中华文明迥然不同的游牧、渔猎文明体系。因此，通古斯人频繁南下中国，对中华文明形成激烈的冲击。

【韩剧中呈现的身着胡服的清国官员和身着华夏衣冠的朝鲜官员会面的情景，通过衣冠文化展示了游牧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明显区别。】

第二部分：游牧、渔猎部族和中国的关系

西伯利亚和蒙古游牧、渔猎部族曾多次活跃在中国历史上，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游牧部族的南侵总体分为两条路线：其一是以蒙古高原为基地，从东起辽西走廊，西至河西走廊的长城一线展开的。比如匈奴、突厥、蒙古的南侵，这些民族往往是活跃在蒙古高原上的较为先进的游牧部落；其二是从南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区东进到黑龙江两岸至外兴安岭的外东北，继而南折进入内东北南部，然后以此为基地发起攻击的。这些民族往往是起源于蒙古高原以北的极为原始的通古斯系渔猎部族。

以蒙古高原为策源地的匈奴、突厥、蒙古三波蛮族在南侵中国之前，其社会已经步入部族专制社会阶段，在蒙古高原上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帝国，进而以此为基地对中国展开强攻，受中国国势制约，两败一胜，过程较为简单。

【草原游牧部族（匈奴）南侵路线图（耶元1世纪的亚欧大陆局势）】

这里着重梳理一下社会形态比游牧部族落后的渔猎部族南侵的过程。剖析不同历史时期鲜卑、靺鞨、契丹、女真、满洲[1]等游牧、渔猎文明系统民族的南迁史，可以发现其惊人的相似性。

【森林渔猎部族（鲜卑）南侵路线图（耶元4至5世纪的东亚局势）】

通古斯渔猎部族从高纬度极寒地带出发，一般沿着适合渔猎生活的森林地带迁徙。他们大多首先抵达外兴安岭以南的针叶林地带，再向南进入东北大平原。南迁的过程大致可以分解成四个目标：一、客居外东北（外兴安岭以南）；二、入主内东北（黑龙江以南）；三、占领中国北方（辽西走廊以南），四、征服中国南方（秦岭淮河以南）。

【通古斯系民族南侵四部曲（17世纪初期东北亚形势）】

我们以通古斯满人南侵中国的经过为例，管窥一下渔猎部族南下的规律。

通古斯人的祖先在数万年以前居住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区，他们在那里循序渐进地完成了群聚互助社会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最初的所有的发展阶段。在此期间，通古斯人不断向周边扩散迁徙。这里我们主要谈谈东迁部族的动向。

【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博物馆的档案19世纪叶尼塞河流域老照片·迁徙中的通古斯部族】

通古斯系民族向东的迁徙分为不同批次，一波一波推进到今黑龙江上中游和牡丹江、乌苏里江流域一带的内外东北地区，这一地区在明代为奴儿干都司管辖区。近代最后一批进入该地区的通古斯人即为满洲，他们在此稍作停留后，继续南进至内东北的东南和朝鲜东北部一带，并窜至传统的汉人聚居区——辽东。

【中国明朝奴儿干都司形势】

内东北南部的地理和自然环境明显好于通古斯人的起源地西伯利亚及他们客居的外东北。而且这里接近中国和朝鲜，便于与文明世界交换物产，并学习先进技术和文教制度，由此，这支南迁的通古斯人开始了半汉化的过程。通古斯人在内东北南部落脚后，社会面貌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完成了由群聚互助社会到部族专制社会的转型，开始建立军事汗国，将内东北经营成进一步南进的基地。至此完成南迁中国的第一、第二阶段。

【耶元1616年顶包女真人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后金，割据辽东。】

正值用人之际，蓬勃扩张的通古斯部族为了弥补自身人口的不足，在南迁途中不断吸纳收编散居的其他部族。建立军事帝国后，更大力发动侵略战争不断掳掠中国、朝鲜和蒙古等附近民族的人口为奴，并把掳掠到的数量惊人的人口强制同化到通古斯社会中，最终形成一个以通古斯为本位的混血民族——满洲族。与此同时，这个尚未完全进入文明世界的半汉化蛮族国家在其野蛮征服欲望的驱使下，凭借游牧部族的骑射技术和强大的骑兵力量，以进军中原为目标，伺机突入辽西走廊，并最终占领华北，进而突破长江防线，征服南中国，彻底完成了通古斯人南迁中国的四部曲。

【剧照·耶元1644年5月28日，千古罪人、汉奸吴三桂引导满清侵略军攻入山海关！】

在中国政治分裂的局面中，满清大兴权谋，在以汉制汉、各个击破的策略下瓦解了中国各派抗清力量，凭借捉襟见肘的兵力非常侥幸地征服了整个中国，令人扼腕不已！但，不一定每拨南迁的渔猎部族都能得到恶神的眷顾！受中国内部政局之制约，鲜卑、契丹、女真只完成了前三阶段目标，在入主中原的时间里，其冠服制度和民族文化均被汉化，最终消失在历史的茫茫烟尘之中；靺鞨仅完成了前二阶段的目标，因唐帝国的强盛，靺鞨人建立的渤海国没有南侵的机会，最终油尽灯枯，灰飞烟灭；唯独满洲似乎受到穷奇的庇护，完成了全部目标！中国由此跨入继蒙古大征服之后的第二次彻底沦亡期。

第三部分：游牧、渔猎蛮族南侵对中国的影响

由于西伯利亚远离文明中心，当地部族与外界的交流十分贫乏，加上贫瘠的土地和苦寒气候无法孕育出一支独秀一枝的文明体，数千年来当地通古斯社会一直处于原始的渔猎群聚互助社会阶段[2]。直至耶元16世纪以来，部分南迁到今中国东北地区的通古斯部族才呈现出向部族专制社会过度的迹象。严酷的生存条件，渔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通古斯部族必定要要不断向离他们最近的、生存环境优越、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国迁徙，而且，每一拨南迁浪潮最终都以在中国定居下来而告终。

【中华文明系统——明代之前数千年以来中国衣冠面貌剧照】

在中国定居下来后，通古斯人往往受中国文明的影响，在短期内完成从原始部族到先进民族的蜕变。文明的交流是双向的，对于中国来说，这些通古斯人也将他们落后的渔猎文化及生活方式带到了中国，一旦他们统治了中国，必然会用他们那一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来改造中国，对中华文明形成强烈的冲击。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古斯人理所当然地要以其原始野蛮的方式对中华文明进行强制殖民化改造，导致中华文明的变异。

【游牧文明系统——辫子戏中呈现的清国殖民中国后的中国人后裔之装束】

以通古斯满洲入主中国为例，为了防止流亡到海上的中国抗清武装的抵抗，清国殖民政府对外实现闭关锁国政策，对内实行防汉制汉政策，终于导致被殖民国——中华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各个领域的全方位倒退！下面分而述之：

通古斯人征服中国期间推行了极其残暴的屠城政策。清国侵略军所至，倘稍有反抗，城破之日，不论老幼统统沦为刀下之鬼！目的是要以恐怖气氛压垮中国人的斗志。

【剧照·扬州十日】

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于史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句话对他们不完全适用，因为他们的做法通常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是说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或掠为奴婢。

努尔哈赤在辽东对汉民的屠戮，皇太极时三次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屠杀抢掠在许多方志中都有明确记载，连文字狱闹得最厉害的爱新觉罗·弘历（乾隆）时期的御用文人纪盷也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透露了他一家在清军屠刀下的遭遇[3]。多尔衮入关之初，为了取得汉族官绅的支持曾一度有所收敛。但从顺治二年四月遣兵南下开始即以民族征服者自居，杀戮立威，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因为有专书记载而为世人熟知。此外像耶元1649年（顺治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总兵姜瓖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连“附逆抗拒”的州县也一概屠杀，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充分暴露了清国征服者标榜的“吊民伐罪”的伪善。

清国爱新觉罗·福临（顺治）六年正月，多尔衮曾道貌岸然地说：“君，父也；民，子也。父残其子，情理之所必无。况诛戮所以惩有罪，岂有无故杀人之理……[4]”但几天之后，他就传谕围攻大同的清军：“……筑墙掘濠，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火炮攻破，尽行诛戮！”。[4]

人类社会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构成的。大到社会，小到家庭，女性承担着繁衍后代的重任，更肩负着传续基因的使命。因此，一个正常的民族必然会通过种种伦理纲常限制女性的性行为，以保持本民族基因在种族竞争中的强势地位。与此同时，保护女性免遭外人蹂躏也是一个正常民族和正常男人的起码反应！更是一个正常民族和正常男人的起码自尊！

【剧照】

而满清入主中国之后，史籍上记载的诸如：“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5]；“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6]等等血淋淋的兽行不计其数！其行径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

【剧照】

耶元1644年（清国顺治元年十二月），以多尔衮为首的清国征服者为了自身私利和解决移都北京后大批满族居民迁移入关定居的生计，发布了圈地令。名义上是把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7]，实际上却是不分有主无主大量侵占畿辅地区汉族居民的产业。圈地之外，又有所谓的”投充”。它既是清国奴役汉族人口的重要途径之一，又为进一步侵占汉人耕地房产大开了方便之门。

投充旗下为奴本来的意思是，畿辅地区大量土地既被满人圈占，原住汉族百姓被剥夺了资生之业，清国征服者及官兵自己又不从事耕作，清廷乃以”为贫民衣食开生路”为名听任汉人投入旗下以奴仆身分耕种田地。[8]这在生产关系上较之汉族居住区早已盛行的租佃制是一种倒退，劳动者变成了农奴，人身依附关系大大加强了。何况自愿投充很快就变得面目全非，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满洲威逼投充”，或”耕种满洲田地之处庄头及奴仆人等将各州县村庄之人逼勒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势迫胁”[9]。

满人采取这种赤裸裸的掠夺方式，侵占了数量惊人的土地和汉族劳动力，过着衣租食税的生活。他们之中的达官显贵所占耕地人口尤多，一般都委用”汉人悍猾者”充任庄头[10]，有的还授予庄头低等品级的官员顶戴，既便于管辖庄园内的农奴，又可以抵制州县官的箝束，借以保证源源不绝的剥削收入。这就是清国殖民征服者在畿辅地区建立的一种民族利己主义的新秩序。

【清末老照片中的中国社会】

缉捕逃人是清国初年推行的另一项恶政。尽管它引起汉族官民的激烈反对，清廷统治者为维护满族利益却顽固地坚持，成为朝野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逃人问题的出现由来已久。明朝末年清军在辽东和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多次战役中，俘获了大批汉族人口，他们被分赏给旗下充当奴仆。仅耶元1638年（中国崇祯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就掠去汉族士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余人[11]；耶元1642年（中国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国侵略军再次深入畿辅、山东，”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12]。入关以前，清军先后俘掠的汉族人口至少在一百万以上。当时就有不少人忍受不了虐待和思乡之苦，寻机逃亡。清国征服中国以后，在征战过程中又掠得大批人口[13]，加上圈地和投充被抑逼为奴的人数激增，满洲八旗魁首和兵丁侵占的庄园和家内劳动都是以落后的部族制强迫旗下奴仆承种、服役。被驱迫为奴的汉人本身既过着毫无自由的牛马生活，子孙也被称为家生子儿难以摆脱世代受奴役的命运。他们之中一部分人因走投无路而悲愤自尽，而更多的人则走上了逃亡之路，其中不少是在战争中被掠为奴的汉人，思家心切，盼望有朝一日能挣脱枷锁，同家乡亲人团聚。于是，旗下奴仆的大批逃亡在清国前期华北等地愈演愈烈。耶元1646年（顺治三年五月），多尔衮在谕兵部时说:”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14]。”

旗下奴仆的大批逃亡直接影响到满洲各级人等的”生计”。清廷为维护满族利益和自身统治，严厉地推行”缉捕逃人法”。”捉拿逃人一款，乃清国第一急务”。朝廷专门设立兵部督捕侍郎负责追捕审理，地方官也以缉捕逃人作为考绩的重要标准。由于”逃人”是满人的劳动力，满人自然不愿意自己的”财产”蒙受损失，由满洲征服者制定的缉捕逃人条例的特点是薄惩逃人，重治窝主。

雷厉风行地缉捕逃人给汉族百姓造成了无数灾难。如顺治十年淫雨成灾，”直隶被水诸处，万民流离，扶老携幼，就食山东。但逃人法严，不敢收留，流民啼号转徙”，惨不忍言[15]。魏裔介作《哀流民歌》云：”田庐水没无乾处，流民纷纷向南去。岂意南州不敢留，白昼闭户应蹲踞。檐前不许稍踟蹰，恐有东人不我恕。上见沧浪之天，下顾黄口小儿，命也如何！……彼苍者天，哀此黎庶[16]。”[17]

在满清殖民者的残酷屠杀和奴役下，汉族人民在中国南明朝廷和郑成功领导下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抵抗。耶元1659年，郑成功、张煌言率领舟师展开长江战役，这一以光复中国为目标的战役虽然遭到了重大挫折，但其政治影响却不可低估。大江两岸缙绅百姓的群起响应，使清国统治者不寒而栗，他们感到当务之急是不惜代价切断义师同各地居民的联系。

耶元1661年（清国顺治十八年）清廷断然决定实行大规模的强制迁徙濒海居民的政策，史称”迁海”。沿海迁界令发布以后，清廷于耶元1661年（清国顺治十八年）八月派出官员前往各 省巡视”立界移民”。从这年九月起就随着钦差大臣的来到，各地雷厉风行地把濒海居民驱赶进内地。

迁海自始至终都是以极其野蛮的方式摧残沿海居民的一场骇人听闻的暴行。清国殖民政府画地为牢确定所谓的”边界”以后 ，就以极其蛮横的手段驱赶界外的居民进入内地。迁徙的时间规定得非常短促，一般是三天，过期派官兵驱赶。为了断绝迁民后顾之心，界外的房屋全部焚毁一空。当时人留下的记载说：“初，（广东香山县）黄梁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平藩（平南王尚可喜）左翼总兵班际盛计诱之曰点阅，报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阜，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先画一界，而以绳直之。其间有一宅而半弃者，有一室而中断者。浚以深沟，别为内外。稍逾跬步，死即随之。”居民被驱赶入界以后，有敢出界者杀无赦。以福建省为例：在福宁州，”州地以大路为界， 南路以州前岭为界，松山、后港、赤岸、石坝近城亦在界外。道旁木栅，牛马不许出入。每处悬一牌，曰：敢出界者斩！”；”越界数步，即行枭首。”在莆田县，”着附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 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遇巡兵，登时斩首”。这个县的黄石千总张安”每出界巡哨只带刀，逢人必杀。……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计”。[18]

通古斯—蒙古系民族曾经两度彻底占领中国，第一次是蒙元占据时期（蒙据时期），第二次是满清占据时期（满据时期）。为了保证其特权，通古斯—蒙古人占领中国后大力推行民族等级制度，将统治区的民族分为数个等级，其中以通古斯—蒙古人地位最高，而汉人则接受亡国奴的待遇。

【满清侵略军入城式剧照显示的游牧文明体对中华文明体的征服】

为了防止汉民族与其他民族联合对游牧僭祚构成威胁，通古斯—蒙古系殖民政权在实行民族等级制度的基础上，还采用一种“多元式天下”的民族和文化隔离制度来建立征服帝国的政治构造和地域构造。比如契丹国划分南北两个统治区域，蒙元保留岭北行省，满清建立满洲封禁政策均属此例。“多元式天下”的统治模式就是将统治区域至少划分为华夏和游牧两个地域，严格限制汉人进入游牧地域，严格禁止中华文明在游牧地域的传播，并不惜以牺牲本民族一部分游牧部族的生活幸福为代价，在本民族地域内强行保留游牧、渔猎生产方式和社会构造。通过一定制度，明示或暗示除定于汉地的首都之外，游牧地域内仍然存在着征服帝国的另一个政治中心。

清国比其他游牧征服帝国高出一筹的地方，还在于它能够将“多元式天下”的统治模式运用到蒙、疆、藏民族与汉族的关系上，以壮大牵制汉人的力量。清国有意制造了一种满人与蒙古、西藏、维吾尔是一个政治联盟的印象，当然这都是在与汉人相对的意义上。比如，它在颁发给当地魁首的印上只刻满文、蒙文、藏文与维吾尔文，而不刻汉文；各部胡族在朝见清国胡皇的路线也尽量避开中原地区甚至所有汉人地区；胡皇接见蒙古、西藏和维吾尔魁首的地方，最主要的不是胡清的位于汉区的首都北京，而是地处长城之外、蒙古地区的承德，“接见”的目的是确认满洲和其他胡邦的联盟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一种“会盟”[19]。

耶元17世纪中期，当中国败倒在清国屠刀之下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中华文明的篡改和异化。

【胡清殖民中国期间凌迟酷刑老照片。此刑主要用于闹市处罚谋反、大逆等罪犯，任人观看，起威慑和麻木民众的作用。】

文明异化的深层是中华文明体系的异化。通古斯人所信奉的萨满教本身是一种流传于通古斯部族中的原始宗教，没有健全的宗教组织和系统的教义，因此，当通古斯人进入中国后，不可避免的接受了中华文明的系统熏陶，但同时又顽固地坚持本民族的文化习性，并按照本民族的意志对中华文化进行大规模改造。一方面，通古斯统治者通过修订典籍的方式将游牧、渔猎部族的精神信仰和道德标准输入到中华经典之中，降低了中华经典的社会和哲学价值；另一方面，通古斯人非常善于利用文化手段培养忠顺的亡国奴，他们首先篡改典籍形成奴化教材，并大力提倡八股取士制度，在儒家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功名诱惑下在其治下形成趋奴如蚁的局面，对中国人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对于异端言论，则推行血腥的文字狱加以威慑。

【进步油画《剃发易服》表达的游牧文明体对中华文明体的强制改造，被迫剃发是中华文明蛮夷化的开端。】

文明异化的表层是中华衣冠制度的毁灭。中国曾长期被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华夏冠服制度是承载中华礼仪文明和中国精神的重要载体。而清国殖民者处于同化汉民族，泯灭汉民族意识，永远殖民于中国的目的，用铁血手段推行文化灭绝政策，以满衣制替代汉衣制，是近代中华文化变异的第一步，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重大事件！[17]

可是，为什么除了建筑、文字之外，满洲人“贡献”给中华故地的可视文化符号仅仅是那举世无双的阴阳头辫子和旗装虏服呢？因为，通古斯人半穴居的地窨子极为原始，入主中原后自然乐于接受舒适美观的汉式建筑。至于语言，适应渔猎生活的通古斯语多用于描述山川草地和渔猎、游牧生活，当进入汉地后，这种语言便捉襟见肘，难于充分表达更为发达的社会生活。加上通古斯人数极少，在进入汉语的汪洋大海之后，其语言便迅速衰亡。相比较而言，通古斯人的服饰文化则相对完备，加上快速泯灭汉民族意识及满足其征服欲望的迫切需要，通古斯人便将敝帚自珍之物蛮横地强加于汉族官绅百姓身上，血腥下达“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20]

【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博物馆的档案19世纪叶尼塞河流域老照片·通古斯人在建造地窨子】

面对野蛮凶残的侵略者，中国各地在捍卫中华传统衣冠文化的问题上进行了空前而殊死的抵抗，但因组织涣散，南渡政府荒淫无能而失败。清国征服者最终依靠血腥的屠杀手段，成功在中华大地推行了剃发易服政策，以游牧部族的风俗改变了中华传统。用曾荣获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的《南明史》作者顾诚（耶元1934年～2003年）先生的话说就是：“清廷统治者把不肯放弃本民族长期形成的束发、服制等风俗习惯的汉族官绅百姓视为‘逆命之寇’，一律处斩，这种凶残暴行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剧照·“我不剃发！”】

【剧照·杀……】

自此，在世界文明中独树一帜的中国五千年衣冠文化毁于一旦！

受社会发展阶段的限制，游牧汗国在征服中国之前，其政治均带有浓厚的部族专制色彩。以满清为例，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的游牧汗国是部族性质浓厚的军事专制政体。

我曾在《论满清曲解儒家经典的深意》一文中说过：满清政治和华夏传统政治面貌是截然不同的！从表面上看，清国初期沿袭了中国明朝的内阁制和华夏传统的六部制（吏户礼兵刑工，但六部仅是执行部门而已，并无决策权。），但同时，通古斯满洲将他们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也带了进来。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相当于我华夏上古部落时代的各部落首领会议制度。上古时期，各部落首领在部落联盟的决策上往往是联盟首领协商决策，但这和当代人理解的人民民主制度是两回事，只是几个部落首领之间的民主而已，广大的老百姓是无权决策的，他们只是部落首领的牲畜而已。这种制度对百姓来说完全是一种军国专制制度。数千年后，华夏的先人逐渐由野蛮走向文明，这种压抑人性的、原始的政治制度早已被废弃，历经汉唐宋明，逐渐发展出一整套“民贵君轻的政治伦理、内阁大学士、在野文人社团”三者对皇权有所制约的君主政治。

清国初年虽说是继承了明朝的内阁制，但内阁受制于议政王大臣会议，只是转达表章的机构，大学士并不入阁办事。到了满据爱新觉罗·玄烨（康熙）时，连议政王大臣会议这种王公民主制度也被大部废除，决策多由“南书房”作出。到雍正时干脆改成“军机处”，成为清国绝对的决策机构。至此，满清在与西方“天赋人权”思想日益深入人心的同一时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登峰造极的极端专制体制。

军——机——处！那是个极为机密的地方，里面几个奴才跪在主子面前笔录军机事宜，然后转身以清国胡皇的旨意施行于全国。《官场现形记》华中堂说：“多磕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官场现形记》写的多是实有人物，只是改易姓名而已，这真实反映出清国政治的专制和奴才本色！

【剧照·被革命党剪掉辫子的汉人（中国故地经满清267年殖民化改造后，汉人后裔不仅从外形上完全胡化，且从内心、精神气质和民族文化都呈现奴化风貌！已经分不清祖宗是谁了！可叹！可叹！）】

严密的部族集权统治必然会催生出极端的思想专制，自满据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到满据爱新觉罗·胤禛（雍正），再到满据爱新觉罗·弘历（乾隆），文字狱对汉族独立文人的清洗一浪高过一浪。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持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文字狱恐怖”就像时刻悬挂在汉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汉人的民族心理长期处于极度恐慌和无望之中，逐渐扭曲……

【中国满据时期老照片，图为木笼刑具。这张老照片极为鲜明地对比了满清奴役下的汉人气质和拥有健全人格的西洋人精神气质的差异。】

清国殖民政府明白，剃发易服只能从外形上同化汉人，而政治和文化高压必须需要殖民当局一刻不停的绷紧警惕的神经。要想一劳永逸地殖民于中国，关键还得从思想上改造汉人，给汉人的大脑重装一套系统，让汉人自觉自愿地甘心为奴！为此，殖民政府一方面大兴文字狱，用屠刀制造文化恐怖；另一方面则大力推行改造汉人性格的八股文取士这种软制度。八股制度的推行分成两大部分，首先，大肆焚烧不利于清国殖民统治的中国传统经典文卷；大肆篡改，重新演绎中国传统经典。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洗牌，将不利于殖民统治的思想从中华传统经典中剔除，制造有利于清国殖民统治的奴化教材。其次，利用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功名思想，引诱人民积极投身于科场。士子们往往面壁寒窗，被奴化教材彻底洗脑。

在中华文化改造上，殖民政府坚持推行一手硬、一手软的方针近300年。​300年中，中国的底层民众已经被成功驯服成了惯于服从的奴才，而那些饱读“诗书”的所谓精英份子都成了“多磕头，少说话”的狗！

政治高压下，汉人不敢越雷池半步，唯恐招致血光之灾；思想的禁锢也使广大汉人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形成万马齐喑的社会局面。而对于通古斯殖民者来说，出乎意料的巨大成功和长期闭关锁国形成的坐井观天效应，使殖民高层盲目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最终，中华故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迅速被西方世界超越。

【清末民初老照片中的汉人精神面貌】

通古斯—蒙古系民族入主中国之前，与中国人缺乏大规模的直接交流，所取得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基本是间接所得。特别是蒙古人，当他们入主中国之后，面对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文明发达的国家，竟没有一个明确的治理计划，在蒙古高层中竟曾一度有过将偌大一个中国全部变成牧场的讨论，后经熟悉中国的半汉化契丹人耶律楚材的建议才放弃了这个计划。

而满清在入主中国之前对中国的了解则深入的多，因此他们入主中国后所采取的殖民化措施也更深入，从意识形态到社会经济进行了一系列全方位的奴化改造，因此能比蒙古人盘踞在中国的时间长的多，倘不是西方的入侵，固如铁桶的满清殖民社会还将能延续很长很长的时间。

【清末老照片中的中国人后裔】

在经济领域，蒙元和满清入主中国后都曾有过大规模的蓄奴制度，尤以满清的蓄奴体制最为健全和彻底。例如清国入主中国之初的圈地、投充、缉捕逃人法等措施就是对中国经济体制进行的典型奴隶化改造。反观明末，中国的经济体，特别是纺织行业已经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现象与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景象极为相似。但不幸的是，中国本土的资本主义自然演化进程被通古斯满人的入侵所打断，在通古斯满洲殖民者推行的一系列农奴制和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等内外政策下全面倒退。最终，中华故土进入近代工业社会的方式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以一种被动的方式进行的。

关于中国军事情况，中国明末郑成功和西洋荷兰人曾有过正面交锋，对比明末中西军事技术可以发现，明末中国的军事技术和西洋人不相上下。中国郑氏军队击败西洋人是耶元1661年，反观180年后的清国鸦片战争（耶元1840年），清国装备和士气落后于西洋人何止千万！

【老照片中比赛射箭的清国人（1890年）】

中国明代，火药武器（火枪和火炮）已经装备于军中，中国军事技术已经开始进入冷兵器到热兵器的转型期。但当时火器尚在改进阶段，相对于游牧部族的骑兵部队和刀剑及弓矢来说，中国火器的战斗力有限，优势并不明显。因此，满人入主中国之初，除前期在征服中国的战争中经常使用红衣大炮攻城外，火器基本弃之不用，仍以骑射为主。东亚的热兵器进程就此停止。以至于两百多年后的鸦片战争期间清国军队的主要军事技术仍是骑射；主要装备仍为马匹、刀弓武器和藤条盾牌；至于广大的海域则被视为界外之域，根本没有任何海军防御力量！反观西洋，军事技术本在明末和中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但热兵器的发展并没有停止，终于在两百多年以后遥遥领先于东亚！

明朝是中国科技和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陆续出现了徐光启，宋应星，徐霞客等博物学家和一系列具有总结意义的科学著作，还有诸如李贽，黄宗羲，顾炎武，吕留良等启蒙思想家。这些思想家的惊人思想以为君主专制为当代不容，他们高调宣扬民主和个人自由。可是不幸的是，这些人都生活在明末这个乱世，之后或被清国殖民政府追杀，或岩穴而不出。就连那些已经写好的著作，也遭到殖民政府的焚毁。比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这部全面介绍明朝手工艺的书，被英国现代科学家李约瑟誉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但这部书历经清国殖民政府《四库全书》编撰“工程”之后，便随众多著作一起被付之一炬！后来，在鸦片战争之后，有些清国学者从洋人口中得知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这么一部科技著作，但清国人都不知其详，于是，这部著作才又被从欧洲引进回中国故地。

所以，从清国灭亡中国之后，中国的文化传统被彻底革除，虽留下一些诸如建筑样式，文字等中国的表象东西，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精神气质已经被深深改变。

清国的汉族学者在训诂、碑学方面建树颇丰，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清国防汉制汉、人人自危的政治局面下，文化学者一头扎进故纸堆里，不用担心触犯无处不在的文字狱。

明朝时期中国和欧洲的科技和文化交流远胜于前代。说起中欧交流，我们一般会提到两汉和宋唐时期的陆海丝绸之路，而实际上，丝绸之路时期中欧交流的重心还在经贸方面，最重要的是，那时候的中欧交流是通过很多中间商，比如汉代安息人，唐代大食和波斯人间接实现的。而明朝中欧交流的重心则转向科技和宗教、思想领域，更为关键的是，这是欧洲人和中国人直接面对面的交流。如前所述，诸如《天工开物》这样的中国科技著作被来华传教士源源不断地介绍到欧洲，为近代欧洲工业革命的发生奠定了技术基础，同时，西方的自鸣钟等新鲜玩意儿也被传教士们带到了中国。但不幸的是，这一文化交流被满洲人的屠刀斩断，大量的中国科技和思想著作以编撰《四库全书》的名义遭到清国殖民当局的焚毁，中华故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大踏步倒退，最后终于被远远地甩在西方之后，迎来了耶元1840年的鸦片战争！！

【清末老照片·被西洋人俘虏的清国人】

明朝末年中国沦亡，中华文化传统在中国本部被胡清肆意篡改，从此，千年以来逐渐形成的以中原王朝为主导，共尊中华的东亚政治、文化生态被打破。大树既倒，猢狲四散！由于日本和朝鲜与中原交通较为便利，受华夏道统影响较深，他们对胡清剃发易服等一系列以夷变夏的暴政极为反感，随着清国在中国的殖民统治日益稳固，日本和朝鲜谓中国华夏道统已亡，遂视中国故土（清国）为蛮夷之邦[21]，纷纷以末枝之学自诩中华正统，文化心理与中国故土日益疏远；同时，东方琉球和南方越南等国从文化心理上也逐渐与中国故土疏离。从此，共尊中华的东亚国际政治和文化体系逐渐解体。

【中华文化圈示意图】

面对清国治下中国故土的腥膻难挡、礼乐沦丧，朝、日的文化优越感油然而生[22]。朝、日虽部分继承了中华道统，但以区区朝鲜和日本四岛之基业根本无法胜荷发扬中华道统之重任。中华沦陷，中国故土及华夏文明在胡清治下迅速衰败，最终导致西洋入侵。此一时，彼一时也！相对于明末，此时的欧洲文明已经冲破西欧一隅之地，席卷全球！朝鲜和日本以区区中华之末枝难以望其项背。因此，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改学西洋，继而裹挟琉球和朝鲜抛弃了部分中华传统；而越南自法国殖民以来也废弃汉字，全面西化。

第四部分：冷兵器时代游牧、渔猎蛮族的军事优势之分析

亚欧大陆北部的游牧、渔猎文明体系与亚欧大陆南部的中华、印度、中东等各文明中心的冲突贯穿于大航海时代之前的整个冷兵器时代。在冷兵器时代，虽然南方各文明中心拥有庞大的人口、灿烂的文明、发达的科技、强大的经济体、完备的社会及军事组织体系，但文明世界却屡次被北方蛮族征服！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文明不能制服野蛮，先进不能战胜落后吗？

【亚欧大陆草原游牧、森林渔猎文明区示意图】

下面通过对亚欧大陆南方文明世界和北方游牧蛮族之间的文明类型、文化习俗、军事等方面的对比分析，以期解开其中的奥秘：

亚欧大陆南方文明属于定居文明，定居文明便于精神和物质文明成果的蓄积，因此，社会进步较为迅速，且往往能较快地聚集大量社会财富、养育巨量的人口，这对北方游牧、渔猎文明世界来说，诱惑力是惊人的。反观北方，由于自然环境的严酷，居无定所的生活生产方式不利于文明成果的积累，因此，南方世界除了反击侵略的需要外，很少主动深入漠北。

【东亚农耕文明区与游牧文明区示意图】

北方蛮族的生存除了依赖于游牧和渔猎所得外，其部族也往往靠抢掠为生，并形成崇尚武力、轻视生命、鄙视弱者、遗弃老者、盛行角斗文化、定期狩猎训练等侵略文化风俗。严酷的环境和不以劫掠为耻、反以为荣的社会文化决定北方蛮族无时无刻不想南下，进入文明世界共享南方的富庶和文明。

【俄罗斯19世纪老照片中通古斯地区布里亚特人的角斗场面】

由于北方游牧部族的生产和生活特点，他们深谙骑射技术，能够较为轻松地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骑兵具有快速、机动、灵活、勇猛的特点。与骑兵部队相配的装备还有弓箭和重型砍刀，这些都是冷兵器时代最尖端的军事装备；而迫于地形和定居生活的限制，南方文明世界的马匹来源有限，且不善骑射，在军事装备上经常处于劣势。

【耶元13世纪的通古斯蒙古骑兵复原图】

原始的游牧、渔猎群聚互助社会和较为进步的游牧部族专制社会的社会组织相对简单，且游牧、渔猎生活方式锻炼出来的百姓是天然的战士，一旦发生战争，北方蛮族往往全民皆兵。同时，北方蛮族的侵略文化允许在战争中抛弃老弱病残，不会遭受社会的谴责，战争顾虑较少；而南方世界的社会形态更为高级，社会组织更为庞杂，生产和生活分工更为精细，人口数量更为庞大，且置百姓于罔闻为文明政府所不容[23]，对后方百姓和城池的保卫更为不易，因此，在战争中的顾虑更多[24]。

【剧照·满清侵略军铁蹄下的中国百姓】

因游牧的生产生活习惯所决定，游牧、渔猎部族的后方补给较为方便；而南方文明国家则因定居生活方式所限，远征大军的后方补给常常较为困难，因此，难于深入漠北将游牧侵略势力一网打尽。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出击匈奴和突厥顶多也是深入漠北，将其驱逐到亚欧大陆的西部远方就班师还朝。

【剧照·耶元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叛军攻入北京，崇祯帝煤山殉国！中国内乱加剧！】

综上所述，西伯利亚游牧、渔猎部族之间虽也相互攻打，势力彼消我涨，但游牧、渔猎文明系统一直存在，游牧、渔猎侵略势力的威胁一直没有解除；而南方文明世界（如中国）也不可能一直保持政治稳定，一旦发生内部分裂，长期盘踞在关外的北方蛮族就立即乘虚而入，坐收渔翁之利！

当然，中国在先秦和汉唐时代也曾吊打西伯利亚游牧、渔猎胡族，但即使如此，北方游牧、渔猎胡族的军事优势仍是明显的。比如五胡乱华时期，某些胡族入寇连军粮都不带，就地取材以人为食，而汉军行吗？这样以来，胡军的粮草负担就大大小于汉军。因此，不能说汉人打败了胡人，胡人的军事优势就不存在，这只能更加证明先秦和汉唐汉军的强悍，更令人深思：缘何宋明汉军却屡屡挫败于北胡？

第五部分：游牧、渔猎文明与定居文明世界冲突的终结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跨入到工业时代。火器和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使骑兵部队成为被淘汰的对象。工业时代后，游牧、渔猎蛮族的军事优势荡然无存，其落后的游牧生产方式和骑射技术在文明世界面前不堪一击，这也注定了蛮族世界的衰落，也注定了他们最终将被同化到文明世界之中。

【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博物馆的档案19世纪叶尼塞河流域老照片·俄罗斯汽船行进在西伯利亚河流之上】

在这个大趋势下，耶元16世纪末，掌握了西方先进的工业和军事技术的斯拉夫系森林民族——俄罗斯人越过乌拉尔山脉，进入亚欧大陆北方的西伯利亚。经过近300年的扩张历程，到耶元19世纪中后期，俄罗斯人逐渐将包括外东北和唐努乌梁海地区在内的整个西伯利亚纳入其版图。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工业文明和东正教信仰通过俄罗斯人传遍西伯利亚地区，西伯利亚古老的通古斯系原住民也逐渐摆脱了野蛮落后的原始状态，逐渐被同化到西方世界之中。

【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博物馆的档案20世纪叶尼塞河流域老照片·苏俄时代俄化通古斯儿童】

而在耶元19世纪的亚欧大陆南方，入主中国两百多年的通古斯清国也气数将尽。昔日曾与中国（明朝）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西欧各国，此时以一种全新的、居高临下的姿态返回汉地，用坚船利炮征服了入主中国的通古斯清国！西方的入侵激发了汉人“驱除鞑虏”的又一高潮。自耶元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到耶元1912年2月12日清酋逊位，历经磨难的中国终于冲破沉沉暗夜，胜利光复！从此，满洲——这支南迁的西伯利亚通古斯人被迫结束了其在中国267年的寄生者身份，与它们的北方同类一起被同化到文明世界之中，开始了其命中注定的汉化过程！

李退山于2016年11月1日

第六部分：注释

[1]满洲：满洲是部族名称而非地名，指的是满族。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满洲一词，来源未久，表示部族之号，若肃慎、勿吉、女真，非地名也。”又据《满洲源流考》记载：“以国书考之，满洲本作满珠，二字皆平读。我朝光启东土，每岁西藏献丹书，皆称曼珠师利大皇帝。翻译名义曰曼珠，华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大教王。经云释迦牟尼师毗卢遮那如来，而大圣曼殊室利为毗卢遮那本师，殊珠音同，室师一音也。当时鸿号肇称，实本诸此。今汉字作满洲，盖因洲字义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实则部族，而非地名，固章章可考也。”

[2]《教育导刊》，1983（5）:40-41李子彪著《鄂温克族人是怎样培养猎手的——原始社会的自然形态教育》：“一谈到教育，人们就自然会想到学校。然而，原始社会还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学校。这里，先讲一个少数民族的调查材料。在我国大兴安岭北部，居住着一些鄂温克族人。解放前，他们以狩猎为主要生产，保留着某些原始公社度残余。鄂温克人培养下一代的猎手，是在渔猎生活中进行的。夏天，成人外出打猎，就把小孩放在摇篮里，挂在树上。小孩长到五、六岁，便教他们搞一些传统性和具有狩猎意义的游戏，如学习……”;秋浦《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从民族学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使鹿部”定居前社会形态的著述、澍和《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何群《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以调查的的形式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情况进行考察。

[3]纪盷《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一《滦阳续录》三

[4]《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二

[5]《嘉定屠城纪略》

[6]《平寇志》卷12

[7]康熙四十年《怀柔县新志》卷四《赋役·地亩》

[8]史惇《恸余杂记》《圈田》条

[9]《清世祖实录》卷十四

[10]康熙三十一年《光州志》卷十一《艺人》上，胡延年《冥击记》。该文还说:”从龙者不自治其地，委臧获经理之，谓之庄头。是庄头者凭借宠灵，莫敢谁何。于是贫而黠者、厚资而敛怨者、巨憝元恶贯盈而惧诛者，皆蝇营附入之，择人而食，无宁日也。”

[11]《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五

[12]《清太宗实录》卷四十六

[13]例如顺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见《清世祖实录》卷二十

[14]《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六

[15]《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七

[16]魏裔介《兼济堂诗集选》卷十七

[17]顾诚《南明史》第六章《清廷统治者推行的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政策》

[18]顾诚《南明史》第三十一章《郑成功收复台湾》第四节《清廷的沿海迁界》

[19]本站转铁血网《满清的民族隔离制度遗祸至今》

[20]《薙发令》：指中国明末清初时期满清政府在孙之獬的上书下以“不从者斩”为手段，强令其统治下的全国各民族，主要是汉族、蒙古族及其它南方少数民族等，改剃满族发型的政策。满清军队攻下南京、苏州、杭州后，满清政府认为大局已定，便重申剃发令，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高压政策（韩菼《江阴城守纪》上）。“剃发令”或以“薙发令”代称。由于这项政策涉及民族文化认同，原因之一是为了消弱汉族的民族意识，有利于殖民统治，引起各族人民，尤其汉人的强烈反对与抵抗，结果遭致满清政府的血腥镇压。剃发令的颁布及强制执行加剧了清初的民族矛盾，遭到广大汉族人民的抵抗，触发了江南地区江阴﹑嘉定﹑苏州等地的抗清斗争。以“头可断，发决不可剃”为口号的各地人民的反剃发斗争，成为当时抗清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剃发令的起源，据郑天挺先生考证始于天命四年。（郑天挺《探微集》）此后清国的那几部开国史料，伴随着后金军队攻城略地的往往少不了剃发这个词汇。清国满族统治者推行“剃发易服”的原因：一般认为，满族统治者希望通过剃发易服来打击、摧垮广大汉族人民尤其是上层人士的民族精神；保持满族的统治地位，保持满族不被汉族同化。后来的历史表明，满族统治者的这一措施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汉人逐渐淡忘本民族服饰，习惯了满族的发式和服装。到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国，号召民众剪去辫子时，仍然有许多人不愿意剪，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害怕剪去辫子后被官府杀头，可见“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易服”政策对汉族影响极深。

[21]1732年，日本江户儒臣林春胜、林信笃《华夷变态》:“大抵元氏虽入帝中国，天下犹未剃发，今则四海之内，皆是胡服，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陷虏，唐鲁才保南隅，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使日本形成……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

[22]满清乾隆年间，一个朝鲜使者记载道：“每与渠辈（中国人）语，问其衣服之制，则汉人辄赧然有惭色。”

[23]顾诚《南明史》第二十七章 《李定国迎永历帝入云南和孙可望的降清》第三节 《李定国奉迎永历帝入昆明》：“(永历十年，即耶元1656年）三月二十六日左右，永历帝在李定国的护卫靳统武、总兵张建带领的军队保护下进入昆明（《明末滇南纪略》卷四《迎帝入滇》）。有明一代，云南被视为偏远之地，真所谓天高皇帝远，这时”真龙天子”驾到，昆明百姓激动不已，”遮道相迎，至有望之泣下者”（胡钦华《天 南纪事》《永历帝播迁本末之下》）。朱由榔非常感动，让随从传旨:”朕到，勿分军民老幼，听其仰首观觇，巡视官兵不许乱打。”（《明末滇南纪略》卷四《迎帝入滇》）除了王尚礼等人心中忐忑不安以外 ，整个昆明城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里。”

[24]顾诚《南明史》第二十八章《清军大举进攻西南及永历朝廷的播迁》第一节《清军三路进攻贵州、云南》：“(永历十二年，即耶元1658年）十二月十五日，永历帝率领文武百官离开昆明，同日到达安宁。临行之前，李定国传谕百姓:‘本藩在滇多年，与尔人民情均父子。今国事颠危，朝廷移跸，势难同尔等偕行。恐清兵一至，杀掠淫污，猝难逃避，尔等宜乘本藩未行时，各速远遁，毋致自误。’昆明百姓知道大祸临头，城内城外哭声鼎沸，不少人扶老携幼随军向西逃难。李定国同白文选商量准备在朝廷和军民撤退以后把昆明一带的仓库储存粮食烧毁，以免资敌。永历帝却以‘恐清师至此无粮，徒苦我百姓”为理由，传出旨意不要烧毁。这种妇人之仁在军事上显然是失策的，贵州地瘠民贫，清军沿途筹粮已极为困难;明军在主动放弃昆明等云南迤东地区时如果按计划实行坚壁清野，清方大军云集，粮匮乏，即便勉强立足，也难以乘胜直追。这点在清朝（清国）档案中也可以得到印证。顺治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经略洪承畴在一分奏疏里谈到入滇清军粮草”千万艰难”时说:”所赖王师驻省城，征南将军大兵驻宜良，俱有得获贼遗粮米。职前三月内到云南，蒙信郡王令职同固山额真臣宜尔德、卓罗等委户部章京同提督张勇、总兵马鹞子及府、厅各官雇觅民夫将省城内外仓米稻谷杂粮逐加盘量实数，派满汉兵丁看守，听户部章京按月支给;其宜良县米谷并委守、巡二道盘查，听征南将军委户部章京支给。所以二路大兵得支至今九月方完，不待用银买运，计节省银数甚多。”可见，留在昆明、宜良的粮食竟供应了入滇清军半年以上的食用，结果是养肥了敌军，拖垮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