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满清曲解儒家经典的深意
（文/李退山）本人有感于近日来众网友与某君观点的交锋，试图从清国对儒家经典的曲解方面阐述一下自己的一点想法。
某君以“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等言论来证明儒家政治思想如何如何专制、独裁和变态。这些字句有些出自儒家典籍，如“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有些出自百姓的大白话，如“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对于从儒家典籍里面摘录出来的只言片语，某君仅从字面意思上去做孤立的解释，从而得出儒家主张“刑法不得施用于官僚和文人士大夫，对老百姓不必以礼相待”和“脑力劳动者是统治和剥削人民的人，老百姓天生就是要给统治者剥削的”这样的结论。至于那些百姓的大白话就更是某君这样的人整天挂在嘴边、津津乐道的儒家“变态”和专制思想的铁证了！
这不仅让人疑惑，有着数千年文化沉淀的华夏，出过无数思想家的中国，难道就这么点哲学水平？就这么点政治理论修养吗？让我们先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开始剖析。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反映的是中国先秦儒家思想家的一种社会理想，强调的是一种有序的社会秩序，而不是强调老百姓要对统治者逆来顺受。儒家政治思想强调的是“仁”、“礼”、和“德治”。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已经明确序列了“民”、“社稷（国家）”、“君”三者的轻重顺序。荀子说：“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则更明确了人民拥有反抗暴政的权力！先秦儒家政治思想好似一部中国政治思想的总宪法，在日后的千余年时间里，中国政治体制逐渐演进为三省六部制。
三省六部制下，皇帝尽管尊贵，但皇权却不是不受制约的。有诗为证：
《乌栖曲》：“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犹衔半边日。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讽刺唐明皇与杨贵妃的夜饮作乐。） 《古风》四十三：“周穆八荒意，汉皇万乘尊。淫乐心不极，雄豪安足论？西海宴王母，北宫邀上元。瑶水闻遗歌，玉杯竟空言。灵迹成蔓草，徒悲千载魂。”（借古讽今，直说“淫乐”，批评的多露骨！） 《上元夫人》：“上元谁夫人？偏得王母娇。嵯峨三角髻，馀发散垂腰。裘披青毛铁，身着赤霜袍。手提嬴女儿，闲与凤吹箫。眉语两自笑，忽然随风飘。”（讽刺杨家以婚姻作为政治交易。） 《古风》五十五：“齐瑟弹东吟，秦弦弄西音。慷慨动颜魄，使人成荒淫。彼女佞邪子，婉娈来相寻。一笑双白璧，再歌千黄金。珍色不贵道，讵惜飞光沉？安识紫霞客，瑶台鸣素琴？”（直接讽刺唐玄宗耽于女色淫乐、赏赐无度。）。
以上均为李白在宫中的大作。李白生性豪放，玄宗曾召其进宫，命其赋诗他竟然不允，以高力士为他脱靴为交换条件。玄宗无奈，只好照办。李白又是作诗讽刺皇上，又是抗命无礼，皇帝也只好苦笑，最后动用了自己的一点权力罢了李白的职位，请他出宫。
儒家强调文人士子“学而优则仕”的政治抱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广大士人的人生理想。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华夏中国从来不乏弹劾皇权，为大众请命的文人义士。在明朝，东林学者顾宪成撰写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曾家喻户晓，东林党人倡导“读书、讲学、爱国”的精神，引发全国学者的广泛响应，东林书院成为议论国事的主要舆论中心。复社文人甚至干预朝政。在这些文人社团或者说政党的领导下，代表各派利益的社会舆论常常左右朝廷决策。其实明朝的灭亡就是因为当时的舆论太过自由，在外敌入寇的非常时刻皇权被多方掣肘，难以集中统御。
可见，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解释成“脑力劳动者是统治和剥削人民的人，老百姓天生就是要给统治者剥削的”完全是今人对先秦儒家经典的故意曲解。
清国政治和华夏传统政治面貌是截然不同的。中国的政治思想是对君主有约束的，并非清国的专制政治。有些无良学者说清国的政治体制承自于明朝，这是无视历史事实的。从表面上看，清国初期沿袭了中国明制的内阁制和华夏传统的六部制（吏户礼兵刑工，但六部仅是执行部门而已，并无决策权。）但同时将清国原来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带了进来。清国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相当于我华夏上古部落时代的各部落首领会议制度。上古时期，各部落首领在部落联盟的决策上往往是联盟首领协商决策，但这和后世的人民民主制度是两回事，只是几个部落首领之间的民主而已，广大的老百姓是无权决策的，他们只是部落首领的牲畜而已。这种制度对百姓来说完全是一种军国专制制度。数千年后，华夏的先人逐渐由野蛮走向文明，这种压抑人性的、原始的政治制度早已被废弃，历经汉、唐、宋、明，逐渐发展出一整套“民贵君轻的政治伦理、相权、在野文人社团”三者对皇权有所制约的君主政治。
清国初年虽说继承了明朝的内阁制，但内阁受制于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只是转达表章的机构，大学士并不入阁办事。到了爱新觉罗•玄烨（康熙）时，连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这种王公民主制度也被大部废除，决策多由“南书房”作出。到爱新觉罗•胤禛（雍正）时干脆改成“军机处”，成为清国绝对的决策机构。至此，清国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登峰造极的极端专制体制，皇帝的旨意至此成为“金口玉言”，皇帝的话就是法律，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华夏大地上“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
军——机——处！那是个极为机密的地方，里面几个奴才跪在主子面前笔录军机事宜，然后转身将清国皇帝的旨意颁行于全国。《官场现形记》华中堂说：“多磕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官场现形记》写的多是实有人物，只是改易姓名而已，这真实反映出清国政治的专制和奴才本色。
这种严密的集权统治必然会催生出极端的思想专制，自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到爱新觉罗•胤禛（雍正），再到爱新觉罗•弘历（乾隆），文字狱对独立文人的清洗一浪高过一浪。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持续不断、无时不在的“文字狱恐怖”就像时刻悬在汉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汉民族的心理长期处于极度恐慌和无望之中，逐渐扭曲……
至于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解释成“刑法不得施用于官僚和文人士大夫，对老百姓不必以礼相待”更是清国歪曲典籍的无稽之谈。
这则文字出自《孔子家语•卷七•五刑解第三十》，本意是说大夫们如果罪在五刑（墨、劓、剕、宫、大辟）范围之内，他们便要戴着用兽尾作缨的白帽以示有罪，然后手托一盘，盘内有水（喻示公平），盘上放剑（喻示法律制裁），自己入宫请君王裁决，而这时君王并不让执法官员对他们施以捆绑牵拉。
而如果他们罪以至死，君王就让他们听到相关宣布后面北跽而自裁，君王也不会让执法官员对他们揪着头发执行刑杀。君王会说：‘这个大夫自己犯了罪，我还是对你尽了礼的’。这样做，看来好像刑罚没有制裁大夫，但是犯了罪的大夫一样少不了他应该接受的相应惩罚，这也是教化的一种。
关于‘礼不下庶人者’也并非对老百姓不以礼相待，而是因为普通百姓忙于生计，无法全部掌握有关的礼仪，所以是不能责备责怪他们没有完整的礼仪的。
“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本是北宋时期某地百姓因不满太守田登要其避讳“登”字而对太守的讽刺。故事大意是这样的：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即将来临，依惯例城里要放三天焰火、点三天花灯，府衙要提前告示让老百姓届时前来观灯。可自从太守田登上任之后，这原本简单的告示就变得特别难写。怎么写呢？用“灯”字要触犯太守；不用“灯”字意思又表达不清。想了好久，写告示的小官员只能把“灯”字改成”火”字。如此以来告示就写成了“本州照例放火三日”。待告示贴出后百姓都惊吵喧闹起来，尤其是一些外地来的客人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真的以为官府要在城里放三天火呢！大家纷纷收拾行李争着离开这是非之地。当地的老百姓早已对田登的蛮横无理非常不满，如今见了这张告示更是气愤万分。百姓都忿忿地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什么世道！”
这个太守田登确实可恶，但宋朝的百姓尚有“忿忿”的权利，试想如果此事发生在清国，文字狱恐怖下的百姓还敢“忿忿”吗？
至于“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之语一直被人说成是儒学教义，成为某些人讨伐孔孟儒学、揭批宋明理学的铁证。但是有有心人查遍儒家经典和理学著作，发现并没有此话的出处。实际上这本来就是一句戏文。
那么在先秦时，人们到底如何看待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呢？
《左传•晏子不死君难》载：崔武子见棠姜而美之，遂取之。庄公通焉。崔子弑之。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左传》是儒家教材，儒家对于“君难”的看法是：“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就是说“国君为了社稷国家去死，死得其所，我们就应该与之共同赴难，如果是为自己的私利而死，那么大臣们又不是他的奴才，谁该去死呢？”这就是儒家对于君臣关系问题的基本态度。既然大臣不是君主私人的奴才，在中国就当然不会有“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回事了！《孟子•万章上》说：“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按儒家的看法，在君权之上，还应该有“道”。对那些德高望重的得道贤人，君主应该恭敬如师，不能以臣子对待。可见君权并非至高无上。
“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也不是儒家教义。《孔子家语•六本》篇里记载这样一件事情：曾子犯了小过，他的父亲曾皙一怒之下用锄柄将他打昏了。曾子苏醒后向父亲赔罪，之后回房弹琴而歌，好让父亲听见，表示他挨打后没有不适。孔子闻之而怒，告门人弟子曰：“参来勿内。”曾参自以为无罪，使人请于孔子。子曰：“汝不闻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尝不在于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
孔子的这番话翻译过来就是：“你没听说过吗？昔日瞽叟有一个儿子叫舜，舜侍奉父亲瞽叟，父亲使唤他，他总在父亲身边；父亲要杀他，却找不到他。父亲轻轻地打他，他就站在那里忍受，父亲用大棍打他，他就逃跑，因此他的父亲没有背上不义之父的罪名，而他自己也没有失去为人之子的孝心。如今曾参侍奉父亲，放弃身体来等着被父亲暴打，父亲要打死他，朝死里打也不躲避。他如果真的死了就会陷他父亲于不义，相比之下，哪个更为不孝？你不是天子的百姓吗？杀了天子的百姓，那罪过怎么样？”可见“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和“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并非孔子的主张。父母有服从“天下大义”的义务，对父母的错误，儿女有责任纠正。更何况父母的子女还是天子之民，非父母之私有，父并没有剥夺子女生命的权力。
如此可见，若把“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说成是孔子的主张，简直是对孔子的侮辱。《孝经》中曾参问孔子：“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回答说：“是何言与？是何言与？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注1]”这段记载显然是说“孝”是有原则的，是对“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说法的不攻之击！
此外，还有一句常被歪曲引用的儒学经典，尽管某君未提及，本人也一并道破，那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句出自《诗经•北山》，表达了一个小官吏对王事繁多的抱怨之情。咸丘蒙曾就这一句请教于孟子：“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说：“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诗》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此之谓也。《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是为父不得而子也？[注2]”。
中国明代士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也认为土地非王者私有。王夫之明确说：“若夫土则天地之固有矣。王者代兴代废，而山川不改其旧，其生百谷以养人，王者亦待养焉，无所待于王者也，而王者固不得而擅之。”至于天下和君王的关系，儒家主张的是“天下为公”，（《礼记•礼运》）这在明代君臣也是有共识的。樊玉衡曾上疏万历皇帝道：“皇上牵于皇贵妃体貌难处之故，优游隐忍，甘以宗社为戏，不知天下者非我皇上、皇贵妃之天下。”
如前所述，对于君主和臣民的关系，《孟子•尽心章句下》载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祖以时，然而早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的这番话翻译过来就是：“百姓最为重要，国家其次，国君为轻。所以，得到民心的做天子，得到天子应允的做国君，得到国君应允的做大夫。国君危害到土神谷神（国家之象征），就改立国君。祭品丰盛，祭品洁净，祭扫按时举行，但仍然遭受旱灾水灾，那就改立土神谷神。”国君和社稷都可以改立更换，只有老百姓是不可更换的，可见百姓最为重要。《尚书》也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即：“老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也就安宁了。
《左传•文公十三年》曰：“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注3]”
说了这么多，也许大家都有一个疑问——清国为什么要故意曲解儒家经典呢？
清国入关后，为了在汉地站稳脚跟，在肉体上对汉人残酷推行“剃发易服”暴政，在精神上一手硬一手软，硬的一手就是大兴“文字狱”，制造恐怖气氛，使汉人不敢再提华夷之辨；软的一手就是大兴“八股取士”制度，利用中国文人“学而优则仕”的抱负为诱饵，用被阉割篡改了的所谓“儒家伦理”来奴化汉族文人的思想，使他们心甘情愿做清国奴，并“教育”自己的同胞一起来做清国奴！
清国魁首爱新觉罗•玄烨自称：“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一副大权在握，唯我欲为的嘴脸！他在《东华录》中叫嚣：“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嘴脸之狂妄，令人切齿！他肆意曲解儒家经典，目的就是要给全体汉人的大脑重装一套系统，使之变为任“上等”满人奴役的奴隶。此后华夏文明渐渐被颠覆！至爱新觉罗•弘历（乾隆）的时候干脆来个“编撰”《四库全书》，中华典籍烧的烧、改的改，而记载华夏真精神的只言片语犹如清国文化灭绝暴政的漏网之鱼，散落在破败残缺的古籍之中……
李退山于耶历2009年首发于汉族网
[注1]曾参问孔子：“请问儿子听从父亲的命令可以算作孝顺吗？” 孔子说：“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以前天子有七个议政官员，虽然天子不能掌握治理天下的法则，但是他还不会失去天下。诸侯有五个议政的官员，虽然他不能掌握治理邦国的法则，但是他还不至于失去他的国家。士大夫有三个议政的官员，虽然他不能掌握治理封地的法则，但是他还不会失去他的封地。一个君子拥有了会批评他的朋友，那么他一身都不会远离美好的名誉。做父母的拥有会和自己争论的子女，那么做父母的就不会陷入不符合义理的错误。所以当面对不符合义理的事情的时候，做子女的就不能不和父母亲争论，做臣子的就不能不和君王争论。所以当面对不仁不义的事情的时候，应当要和父母亲争论，一味的顺从父母亲的意思，使得父母亲陷入了不仁不义的错误之中，这样又岂能够称作孝顺？“
[注2]咸丘蒙请教孟子说：“舜不以尧为臣，这事我已经受教了。《诗经》说过：‘普天之下，无不是天子的土地；四境之内，无不是天子的臣民。’舜既做了天子，请问瞽瞍却不是臣民，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回答说：“《北山》这首诗，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而是说作者勤劳国事以致不能够奉养父母。他说：‘这些事没一件不是天子之事啊，为什么就我一人这么辛劳呢？’所以解说诗的人，不要拘于字面而误解词句，也不要拘于词句而误解原意。用自己切身的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这就对了。假如拘于词句，那《云汉》诗说过，‘周朝剩余的百姓，没有一个存留’。相信了这一句话，便是周朝没有留下一个人了。孝子行为的极致，没有什么超过尊敬双亲的；尊敬双亲的极致，没有什么超过以天下来奉养父母的。瞽瞍做了天子的父亲，可说是尊贵到极致了；舜以天下来奉养他，可说是奉养的极致了。
《诗经》又说：‘永远地讲究孝道，孝道便是准则。’也正是这个意思。《书经》又说：‘舜小心恭敬来见瞽瞍，战战兢兢的样子，瞽瞍于是也真的恭顺了。’这难道是‘父亲不能够把他当儿子’吗？”
[注3]“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译为“上天生育了百姓，并为他们确立君主，就是为了让他们获得利益。”这是春秋战国时期邾国国君邾文公的话。邾文公以德政著称。晋文公十三年，邾文公想迁都到绎得，史官占卜后说：“这对百姓有利而对国君不利”.邾文公说：“如果对百姓有利，也就是我的利益。民众得到了利益，我也肯定在其中.”左右侍臣不太理解，说：“不迁都君主可以延长寿命，你为什么要迁都呢？”邾文公慷慨地说：“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其意是说：君主生存就在于养育百姓.苑的或迟或早，只是时间向题。只要对百姓有利，就决定迁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