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是有适用范围的

（文/李退山）春秋战国之际，作为君子之道的内修外练，“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亦以一种贵族风范见诸外事，这样的案例在先秦史籍中俯拾皆是：宋襄公泓水之战不鼓不成列；华豹与宋公子城循礼而发[1]；晋国主将郤至鄢陵之战三礼楚王[2]，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绅士间的决斗，贵族们在战争中重承诺，守信义，比的是勇气和实力，不以阴谋诡计取胜。宋襄公所说的“不重伤（不让人二次受伤，即不攻击伤员。），不禽二毛（不俘虏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对方没有排好队列时，本方不能进攻。）”，和《淮南子》所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战争规范。钱穆先生对此称誉道：“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在战争中，尤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义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不过尽管如此，我仍想补充一点：作为君子之道的内修外练，“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是有适用范围的，君子之道所造就的不是无原则的“滥好人”。

任何民族、任何文化都是有边界的，君子之道的适用自然也是有界限的。 “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仅适用于本民族或文明共同体内部的诸侯国之间（比如齐、楚、燕、韩、赵、魏、秦）；而不适用于本民族或文明共同体外部的国与国之间（比如华夏文明共同体、伊斯兰文明共同体、西方文明共同体）。我们更不能把人际交往准则和评价标准生套到民族与民族，或文明体与文明体之间的交往中去。

政治无关人品。一个小小的政治失误，关系到的是本民族数以万计人的福祉，因此，两个不同民族的人，他们的私交可以很好，他们的个人行为一定要很君子，但在公共政治利益面前，他们则要完全放弃个人交往的原则。为了本民族亿万人的公共福祉，施于异族的任何政治谋略和背信弃义都将、且必须得到本民族人民的感激和尊敬！（引自李退山《研究犹太谋略，警惕白左思潮！》）

关于此论，有两个典型的例子足以说明：一个是伊藤博文和李鸿章的例子，伊、李两人私交不错，但是在面对国家利益的时候，伊藤博文一点都没有给李鸿章留情面，可以说做的很铁血。在涉及割让台湾事宜之时，李鸿章请求伊藤博文宽限几日，他苦苦哀求自己的这位昔日知己道：“台湾已是贵国口中之物，何必着急？”伊藤博文则断然拒绝道：“还没有咽下，饿的厉害！”对于伊藤博文来说，他效忠的是日本民族，他和李鸿章的个人私交怎么能够与之相提并论呢？他必将，而且已然得到了日本民族的尊敬，并将其功绩彪炳史册。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徐锡麟大人和安庆巡抚于库里·恩铭的事迹。于库里·恩铭于徐锡麟大人有知遇之恩，但为了汉民族的独立，为了父母之邦的光复，徐大人还是刺杀了他。徐大人死难，且遭毁誉！就连卑贱的刽子手也留下轻辞道：“巡抚大人对你那么好，你却杀了他。我倒要掏出你的心，看看是红的还是黑的。”

徐大人的心当然是红的！他把一颗滚烫的心献给了他深爱的民族和人民！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肉身的毁灭并不难，难的是像徐大人这样胸怀父母之邦和天下苍生的君子，他们对名誉如此地看重，却毅然与世俗称誉决绝！其品格和气度又岂止于伊藤博文？

李退山于耶元2018年4月1日

[1]《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宋国公子城与华豹之战中，双方战车在储丘相遇，华豹张弓搭箭，向公子城射来，结果却偏离目标。华豹动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见，对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为鄙！”意思是战争的规则是双方一人一箭。你射了我一箭，现在应该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规则，岂不太卑鄙了！华豹闻言，就放下弓，老老实实地等公子城搭弓。结果是宋子城一箭射死了华豹。史书并没有嘲笑华豹愚蠢，相反却肯定他以生命维护了武士的尊严。

[2] 鄢陵之战中楚军两翼被击溃，晋军直逼中军而来。身为晋国新军统帅的郤至在战场上多次与楚共王的亲兵遭遇，每次看到楚王，他都会下车脱盔行礼。避过晋军锋芒之后，楚共王也不失礼，不由得赞叹说：“刚才战事激烈的时候，有一位身穿红色甲胄的人，看到不谷远远地趋拜行礼，真是个君子啊！”于是就派工尹襄带着一张弓前去问候他是否受伤。郤至见到楚王使者，依旧恭敬如一，脱下头盔向使者致敬，回应说：“外臣郤至跟随寡君作战，身披甲胄，不敢拜谢贵君之命。如今军务在身，不变前往拜谢，但请使者回禀，郤至并未受伤，感谢贵君的关爱。”郤至向使者行肃拜之礼后退回军阵。